王邦佐先生的为人、为师与为学-国际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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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邦佐先生的为人、为师与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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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先生来信的主要内容是，全国上下正在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请大家尽快回校，认真研读和讨论。先生说，这是政治学的权威教材，也是当前我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纲领性文献。紧接着，我们这些研究生纷纷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回到了学校，进行了多次专题研讨活动。

2021年8月20日晚间，先生已处于弥留之际，师母正式告知我，老师早在2012年10月22日就写下“叮嘱”：在他走后，一、不举行任何悼念活动（含告别式）；二、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三、谢绝任何人到家探访；四、外地亲友勿来沪；五、遗体、器官捐献。师母还说，2016年8月26日先生再次住院，还特别说明：2012年10月22日的“叮嘱”继续有效。很多人都对先生为其人生画上圆满句号的方式表示敬佩，我也是。先生的学术情怀和家国情怀，贯穿他生命的始终。

那篇专访中有这么一段：

先生出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之后，便有意在上师大把政治学学科也建立起来。那一年某个周末的上午，先生骑着自行车来到复旦大学的集体宿舍找我，开门见山地说，这样吧，你到我那里去吧。接下来的几周内，先生就让学校人事处搞定了我的一切调动关系。在我正式入职上师大的时候，先生跟我约法三章：第一，评职称我相信你的实力，到市里参加打擂台，不参加学校评，不占学校的名额（为了激励年轻教师成长，曾有几年市属高校每年举行一次全市性的统一高级职称评定）；第二，在我当校长期间，你不可以参加各类评优活动；第三，我也不会考虑你担任什么领导职务。我深切感到其中的真爱和深意。

这里之所以说“谢希德校长对我的影响也很深”，是因为苏步青校长的一句格言对先生的影响同样很深。

我与先生的来往比较多，因开会等公务活动也常有机会搭乘先生的公车去这去那的。在我的印象中，师母好像从来没坐过先生的公车。为证实此事，去年我曾经专门打电话给多年为先生开车的司机谢师傅，谢师傅先是果断地说师母确实没有坐过先生的公车，但过了几分钟又给我回电话：有两次陪伴先生去医院看病坐过，这个算不算？

为学信念

政党制度在政治学理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先生较早涉足了关于政党制度的一些基础性问题。1984年，先生与陈其人、谭君久合作，撰写了《美国两党制剖析》一书，系统分析了美国两党制度下民主政治的特征及其发展演化，这是新中国研究西方政党制度的一部较早的也是较成功的学术专著。1988年，先生与胡伟合作发表了《中美两国政党制度的功能比较》一文，指出美国政党制度中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影响民主价值的弊病，并进一步讨论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如何避免这些弊病的问题。在关于政党制度的研究方面，先生将生态政治学的分析方法运用于政党制度研究，在社会诸系统中探寻不同政党制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性渊源，使政党以及政党制度的研究得到了深化，为我们理解和把握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政党制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1997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先生等主编的《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200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先生主编的《中国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是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

为了“补课”，先生当年真是费尽了心思。补课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补课？应该补什么课？这是他思考得最多的问题。

先生对学生的培养，完全不是那种严格要求、施加压力的严师风格，而是创造条件、积极鼓励、真心助力。

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恢复，与改革开放的推进同步。先生在致力于政治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构的同时，也涉及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治学议题，包括干部制度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一国两制”及其主权与治权关系等。今天看来，先生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和思考，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200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政治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汇集了先生 60余年学术生涯之精要。

先生说，跟学生打交道，最大的心得就是要相信学生，与学生打成一片。他对学生的大度和宽容令很多人为之动容。先生还说过，“如果学生犯了点小错误，我来承担责任”。一位多年前移居海外的同学曾非常动情地跟我讲了这样一句话，“王老师的学生就是王老师的学生”。这句话看似同义反复，但表达的确实是真实情感，因为他就曾碰到了先生要为他承担责任的事情。有一次，那位同学在校园里偶遇先生，先生就问：你干嘛去了啊，怎么好长时间不来找我啦？同学胆战心惊地回答：王老师，我不好意思来找您，犯错误了。哪知老师马上说：没事的，我帮你作证。当然，实际上先生事先了解了些情况，觉得事情不大，才说得这么爽快。但就这么一说，那同学顿时眼泪哗啦啦流下来。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网址: http://www.gjzzyjzz.cn/zonghexinwen/2022/0830/9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