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从俄乌冲突观察世界政治的本质

尝到甜头的美国更加放任其扩张体制，军事霸权从无停顿。先是通过伊拉克战争和支持叙利亚内战等搞乱大中东秩序之后，美国又加剧了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紧张关系。美国对俄罗斯实行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试图再次通过遏制而促使其国内政治剧变。这是俄乌冲突的一个直接背景。

形成于农业社会时代的宪政体制，根本性地约束着大众权益而最有力地保护着寡头利益。美国最强大的寡头力量无疑是“军事工业复合体”。它是这样一个政治链条：军工企业(包括众多的研发机构)—选民—议员—政治企业家(靠政治游说而谋生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和智库)。没有战争的话，这个链条靠什么维持？其路径依赖是没有敌人也要找出新的敌人，结果变成一个又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敌人越来越多。

俄乌冲突是推动和深化世界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契机。笔者对世界政治学的一个简单定义是：世界政治思潮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以及由此塑造的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显然，政治思潮，而不是传统的地缘政治或者经济利益，是研究世界政治变迁的一个重要单元。有了这样一个研究单元，我们就可以对俄乌冲突有更深层结构的认识，不但为理解国际关系提供新视角，也为如何理解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间关系提供教益。

战车型政治经济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的美国是一个资本权力怪兽驱动的“战车型体制”，加之其与生俱来的民族扩张性，其对外扩张的动力前所未有。美国人自称“原则与利益”是其对外政策的两个标准。在笔者看来，“普世价值”原则只是一种美丽的言说。要不然，已经实行了“自由市场”“自由民主”的俄罗斯，为什么依然遭到美国的无情挤压？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其国内体制造就的资本权力怪兽。

几个世纪以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一直主导着世界体系的构建过程。他们中的不少人认为，俄罗斯人是有着一副白人外表、信奉东正教的鞑靼人。由此给人的启示是，一个非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巨型国家，不管实行什么制度，只要发展起来了，就会被视为威胁——威胁到300年来建立的只能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居食物链顶端的世界体系。

帝国主义军事组织。美国主宰的北约由原来的12个成员国扩展到30个，其帝国主义扩张性毋庸置疑。在现实主义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看来，帝国主义是一种改变状性结构的行为模式。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最初向俄罗斯承诺绝不东扩，到后来的五次东扩，甚至要把乌克兰纳入其中，直接威胁到俄罗斯的生存空间。不仅如此，北约还要把触角伸向亚洲，试图变成“全球化北约”。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引进的社会科学、包括国际关系理论，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一些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以“实力政治”“均势”等词汇构成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代替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等反映世界政治本质的理论，以为各国可以相互依存且共同依存于美国人主导的国际制度，以为美国人主导的国际政治正在朝着更文明的方向演化。俄乌冲突告诉我们，西方文明的野蛮根性并没有变，帝国主义依然是世界动荡不安的根源，霸权主义依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拦路虎。在某种意义上，世界政治犹如生活政治，一个村庄的恶霸家族长期靠收保护费而欺压庄邻，突然间，一个发家致富的人家不愿意再交保护费，并影响其他庄邻也争取平等权，进而动摇了恶霸家族的地位和合法性，恶霸家族自然会无所不用其极进行打压。世界政治远比生活政治险恶，这是因为文化上的民族性、政治经济结构和军事体制决定了其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必然性。

欧洲式现代国家是什么属性呢？答案是与生俱来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我们一般把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看作是欧洲式现代国家的起点，在笔者看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事实上有两个后果，一是催生了现代国家，即以民族为单位的国家的诞生。民族国家是一种具有天然的民族主义诉求的现代国家，具有与生俱来的扩张性或帝国主义性；二是具有扩张性的现代国家所奠定的世界体系。好战的民族性、扩张性现代国家，借助通过海外贸易形成的资本主义精神，世界性网络就此编织起来。这事实上是一张帝国主义网络，在理论上被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称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具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性质的民族国家的诞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廓清了道路；反过来，资本主义让一些民族国家更加贪婪。

扩张的民族性。民族性是理解世界政治的起点。那么，“西方人”具有什么样的民族性呢？威廉·麦克尼尔这样总结:“当人们把它们与其他主要文明形态对比以后……欧洲人嗜血好战的特性才能被认识。”欧洲人“根深蒂固的鲁莽好斗的性格”，“使他们能在约半个世纪内控制了全世界的海洋，并只用了一代人的实践就征服了美洲最发达的地区”。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 网址: http://www.gjzzyjzz.cn/zonghexinwen/2022/1013/9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