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邦佐先生的为人、为师与为学(4)

我还清晰地记得先生在课堂上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先生说，补课的原因不外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在理论方面，因为多年来我们对政治学等学科的忽略，使得对很多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成为空白；在实践方面，政治学等学科的缺失，也可能是刚刚结束的“文革”之所以发生的一种文化性和知识性的根源，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有经济方面的改革，还有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而为了有效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就需要有政治学的理论研究。

独自撰写或合作撰写了《政治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政治学概要》《政治学辞典》等著作、教材、工具书近30部，发表论文150多篇。1995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2018年获上海市学术贡献奖。

谢希德校长对我的影响也很深，我很尊重她。我去上师大当校长前，在复旦当校长办公室主任，有一天我找到她，说，我要走了，你能不能给我留几句话，给我些建议。她说可以啊，你不是经常讲实事求是吗。我说对啊，她说我再送你四个字，叫“留有余地”。

为师风范

一年前，2021年8月24日，王邦佐先生逝世。

先生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并不是刻意的，不是一定要做出那种让人家看到“我很清廉”的样子。这就是他为人的底色，轻松、淡泊、坦然，亦怡然。

有一次，他坐在我的普桑车上说，这车也不错啊。然后还跟我争论，说坐车的目的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既然如此，普桑车跟豪车不是一样的吗？我就跟他说，同样有房子住，张家是茅草房，李家是砖瓦房，能一样吗？先生还是坚持说，差别不大的。

先生出生在湖北省汉阳县农村。汉阳县现在是武汉市蔡甸区。我有两次与先生一起到武汉出差，随他去过那里。蔡甸离武汉市中心也就几十公里，但给我的印象已经是穷乡僻壤了。有一年是冬天去的，车子开不进去，走了蛮长一段化冻了的泥泞小路才到了先生的老家。不过，那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

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奠定了先生的人生底色，这是他一生为人处世的基本色调。在先生担任上海师大校长和上海社科联党组书记期间，我多次因公务随同他出差。我们出差，交通从来就是坐经济舱、火车硬座，如果火车路途很远的话，也就是坐硬卧。住宿是普通宾馆的标准间，我们两人住一个房间。有几次在北京、成都办事，先生执意不肯打出租，而要坐公交车，还跟我说了一个应该谁都不大信服的理由——公交车比出租车快。因为这些经历，我那时一直以为，他这样级别的领导享受的待遇本来就是跟我一样的。

复旦大学浦兴祖教授在一篇追思先生的文章中写道：

先生去世的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了96岁高龄的李幼芬老师的电话，她有事情一定要跟我说，是关于当年邦佐老师如何竭力推荐后辈学者评高级职称的。20世纪80年代初，刚恢复职称评定不久，李幼芬老师当时是国际政治系的党总支书记，负责起草相关报告，还是讲师职称的邦佐老师有资格晋升副教授。她记得，邦佐老师专门找到她，说有位年轻老师非常出众，应该符合破格晋升副教授的条件。李老师说，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啊。邦佐老师马上说，材料我给你提供，报告我帮你起草。虽然隔着电话，但言谈之中，我完全能感受到李幼芬老师这位更年长者对王先生的敬佩。

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提出政治学等学科要“补课”。先生在政治学补课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也奠定了他在政治学界的重要地位。

我们在先生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大纲》等文章、参与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政治学辞典》《政治学概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等著述中，不难看到先生很多关于政治学理论的原创性观点，以及他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的深入研究和探讨。这些研究和探讨无疑为我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日益明晰，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出了贡献。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 网址: http://www.gjzzyjzz.cn/zonghexinwen/2022/0830/977.html